【摘要】2026年7月31日起，欧盟《促进商品维修共同规则指令》在27个成员国进入适用阶段。该指令将生产者的维修义务延伸至销售者法定责任期之外，是欧盟绿色新政框架下重塑消费市场规则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规则文本分析与出口数据梳理，系统识别指令的制度创新及其外溢效应。研究发现，该指令通过短期成本冲击、中期合规风险传导、长期竞争逻辑转变三重机制影响我国对欧出口企业，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电动两轮车等优势出口品类受到直接影响，中小跨境卖家面临的合规压力尤为突出。当前，我国企业存在规则认知偏差、合规能力不足、国内制度支撑滞后等现实障碍，应推动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协同发力，加快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完善企业合规公共服务体系，主动参与全球循环经济规则制定，将外部合规压力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维修权指令；出口合规；循环经济；规则外溢；制度型开放

引言

在全球循环经济转型与绿色贸易规则重构的背景下，“维修权”正从消费者权益议题升级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6月13日，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通过《促进商品维修共同规则指令》（Directive　(EU)　2024/1799，以下简称《指令》）^[1]。《指令》于2024年7月10日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同年7月30日生效；成员国须在2026年7月31日前完成国内法转化，并自该日起适用；欧盟委员会须在2027年7月31日前建成欧洲在线维修平台统一界面^[1]。以德国为例，其联邦司法与消费者保护部已于2026年1月15日公布转化为草案，各成员国的转化工作正在持续推进^[2]。《指令》将生产者的维修义务延伸至销售者法定责任期之外，构建了“设计可修、销售告修、售后能修”的制度链条，不仅将深刻改变欧盟内部消费市场秩序，还将通过全球供应链产生显著规则外溢效应，成为影响全球贸易格局的新型技术性贸易措施。

欧盟是我国重要出口市场。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我国对欧盟出口4.01万亿元，同比增长9.0%，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地位^[3]。《指令》附件II目前涵盖洗衣机、冰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动两轮车（搭载轻型交通工具电池）等十大品类，均为我国对欧出口的重点商品。b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对欧洲出口21.81亿美元，同比增长23.3%a^[5]；智能手机、洗衣机等品类亦属对欧大规模出口商品[3]。随着《指令》进入适用阶段，部分跨境电商平台已开始向对欧卖家推送可维修性合规提示，企业面临的合规压力正从预期转为现实。

既有关于维修权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学视角，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国内制度借鉴等维度；国际学界亦对该指令实施效果提出批评，认为其未能触及计划性报废等深层障碍，且可能强化制造商对维修市场的控制^[6-7]。从国际经贸视角系统分析规则对出口企业影响机制、现实障碍与应对路径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尤其缺乏规则使用阶段的现实效应分析。本文基于《指令》官方文本与公开出口数据，系统剖析《指令》的制度创新，识别其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多重影响，结合我国产业实际提出应对路径，既为出口企业合规转型提供参考，也为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１　欧盟维修权指令的制度演进与核心创新

１.１ 立法脉络与规则体系

欧盟维修权立法经历了从理念提出到规则落地的完整过程。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首次将保障消费者维修权”列为核心政策目标；2023年3月22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维修权指令立法提案，并同步发布影响评估报告^[8]；2024年6月13日，欧洲议会与理事会通过《指令》，同年7月30日《指令》生效。按照要求，成员国须在2026年7月31日前完成国内法转化并实施，2027年7月31日前建成欧洲在线维修平台^[1]。

《指令》与欧盟此前出台的两项规则共同构成覆盖商品全生命周期的制度链条。一是《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条例》（Regulation(EU)2024/1781），从设计端要求商品满足可拆卸、可维修、备件可获取的技术标准，从源头遏制“计划性报废”^[9]；二是《赋予消费者绿色转型权指令》（Directive(EU)2024/825），从销售端要求经营者向消费者披露商品耐用性、可维修性信息，消解消费端的信息不对称^[10]；三是《指令》从售后端确立生产者的维修义务。三者构建起“前端设计约束、中端信息披露、后端责任强制”的全链条治理体系，从制度层面上扭转了传统“鼓励换新、快速淘汰”的线性商业模式。

１.２ 核心制度创新

与全球已有的维修权规则相比，《指令》实现了四方面的制度突破。

第一，生产者维修义务突破销售者责任期限。《指令》首次在欧盟层面确立独立于销售者责任的制造商维修义务：凡属附件II所列、欧盟法律已设定可维修性要求的商品，当消费者提出维修请求时，生产者必须提供维修服务；仅当维修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可能时，生产者方可免责，且不得以维修不经济、商品曾由第三方维修为由拒绝^[1]。维修应免费或收取合理费用，并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如无法开展维修，生产者可向消费者提供翻新产品，维修期间可向消费者出借替代产品。该项义务期限与对应生态设计法规规定的备件供应周期相衔接，其中大家电类产品义务期限一般为商品停产后10年、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为7年。

第二，维修市场的竞争结构改革。《指令》禁止生产者通过合同条款、硬件或软件技术手段阻碍维修，具有正当客观理由（如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形除外；生产者不得阻碍独立维修商使用符合欧盟及成员国国内法律要求的原厂、二手、兼容或3D打印备件；面向市场提供备件和维修工具的生产者，须以不阻碍市场维修活动的合理定价对外供应^[1]。上述制度安排，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打破了官方维修的垄断格局，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维修成本。

第三，维修信息透明化的监管工具创新。针对维修市场信息不对称、维修价格不透明的行业痛点，《指令》创设标准化的《欧洲维修信息表》，由维修商自愿选用；选择使用该表单的维修商，必须在消费者签约前明确告知故障类型、维修价格、施工工期、附加费用等关键服务信息，且表单载明的服务条件30日内不得擅自变更^[1]。同时，承担维修义务的生产者或其责任承接主体，需在免费公开平台上公开各类典型维修项目的参考价格^[1]。此外，《指令》要求搭建欧洲在线维修平台，集中展示各成员国维修商、翻新产品销售主体等相关信息，该统一界面平台需于2027年7月31日前建成使用^[1]。

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多元实施机制。正向激励层面，《指令》修订《2019/771号指令》，明确消费者在销售者法定责任期内选择维修的，责任期限延长12个月，且延期仅一次，各成员国可自行设定更长的延期标准^[1][11]。监管约束层面，《指令》要求各成员国针对违反立法转化条款的行为设定有效、相称、有威慑力的罚则，具体处罚标准由各国通过国内转化立法予以明确。同时，《指令》修订《代表人诉讼指令》（Directive (EU)2020/1828），授权消费者组织就相关侵权行为提起代表人诉讼^[1]。此外，各成员国需至少出台一项维修扶持措施，可采取的形式包括维修补贴券、维修基金、减免维修服务增值税、维修技能培训、公益维修等^[1]。

１.３ 规则外溢效应

《指令》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欧盟内部，还将通过“布鲁塞尔效应”形成全球规则外溢。一方面，全球企业为进入欧盟市场，须按照欧盟标准设计产品、调整售后体系，欧盟标准由此被事实性地转化为全球标准；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已纷纷推进本国维修权立法，制度框架与欧盟规则存在明显的趋同特征，维修权正在成为全球消费市场通用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学界对《指令》的实施效果尚存争议。有研究指出，《指令》确立的是一种“封闭的、狭义”的维修权，未能有效根治计划性报废与维修市场权力失衡问题^[6]，维修义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亦存在解释张力^[7]。对于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企业而言，需要以审慎和动态的视角持续跟踪其进展与对行业的影响。

２ 指令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机制与现实效应

我国是欧盟商品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国内出口企业是《指令》最主要的受影响主体之一。《指令》通过成本冲击、风险传导、长期转型三重机制，对不同类型企业产生差异化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指令》设置了阶段性过渡安排，其中对《2019/771号指令》的修订仅适用于2026年7月31日后签订的销售合同^[1]；对于生产者维修义务是否适用此前已投放欧盟市场的存量商品，《指令》未作出明确的排除性规定，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转化实践仍存在不确定性，出口企业需审慎评估存量商品对应的潜在维修义务。

２.１ 短期成本冲击：设计与后市场成本明显上升

《指令》对企业最直接的影响是短期经营成本攀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设计改造成本。为满足可维修性要求，企业需要摒弃传统的胶粘、焊接一体化结构，改为模块化、易拆卸设计，并开展重新开模、生产线调整、合规认证等整改工作。根据欧盟委员会影响评估测算，《指令》实施的15年内，将为企业带来约81亿欧元的调整成本与约0.7亿欧元的行政合规成本^[8]，其中设计改造、备件储备等环节的投入占比最高。二是后市场运营成本。《指令》要求生产者在生态设计法规规定的备件供应周期内持续供应备件，并保障欧盟境内维修服务的可及性。这就倒逼企业需要在欧盟布局长期备件仓储、搭建当地维修网络或委托第三方维修机构开展服务。该项要求对企业而言意味高额的固定成本投入。三是合规管理成本。企业需组建立专业合规团队，跟踪各成员国转化立法的差异化规则，还需应对潜在的代表人诉讼与常态化监管核查，合规管理成本显著增加。

从出口规模来看，受影响品类均为我国对欧盟出口的优势品类。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对欧洲出口21.81亿美元，同比增长23.3%，荷兰、波兰、德国等市场均实现20%至35%的增长^[5]；智能手机、洗衣机、冰箱等品类亦属对欧重点出口商品^[3]。对于部分低货值白牌产品而言，维修成本可能超过商品本身货值，企业需调整对欧销售策略或退出相关市场。

２.２ 中期合规风险：责任传导下的集中执法压力

《指令》实施后，合规风险已从预期性风险转化为

现实性风险，核心风险源于《指令》清晰的责任传导机制。《指令》明确规定，若承担维修义务的生产者未在欧盟境内设立经营主体，其维修义务依次由欧盟授权代表、进口商、分销商承接，确保欧盟市场销售的商品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相关责任主体可通过分包方式履行维修义务，但仍需承担最终责任^[1]。在直邮、海外仓等跨境经营模式下，进口商与分销商身份的认定可能随交易链条传导界定，我国跨境电商经营者在特定经营场景中可能被视为进口商或分销商，其合规责任不再局限于品牌生产者范畴。

从《指令》实施的初期情况看，随着各成员国国内转化立法陆续生效，商品下架、海关核查、行政处罚等执法风险将逐步凸现。其中，未提前完成合规布局的中小卖家，将遭受更为显著的经营冲击。与此同时，合规风险将沿供应链向上层传导：大型跨国品牌为满足欧盟合规要求，会将产品可维修性标准、备件供应义务纳入供应商管理要求，为其代工的国内中小制造企业因无法满足标准要求，将面临被剔除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２.３ 长期转型效应：从产品竞争向全生命周期竞争转变

从长期来看，《指令》将倒逼企业商业模式与竞争逻辑的转型。传统的消费电子、家电产业竞争主要集中在产品销售环节，企业依靠快速迭代、低价获取市场。《指令》实施后，企业竞争将延伸至商品全生命周期，维修服务、备件供应、翻新再制造等后市场能力将成为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提前布局合规的企业,可将维修服务转化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无法适应规则的企业，则会逐步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同时也要看到，《指令》允许欧盟委员会通过授权法案动态更新附件II法律清单，所有新增可维修性要求的欧盟法律，须于公布后12个月纳入附件II^[1]。这意味着指令的覆盖品类将持续扩大，我国相关出口产业将长期面临合规压力。以空调为例，2025年上半年，国内对欧盟出口额已达37.6亿美元，出口量同比增长43.2%[4]。该品类若在后续授权法案中纳入附件II，相关出口企业将直接面临合规压力。我国相关出口产业只有前瞻布局，才能从容应对。

３ 我国企业应对指令的现实障碍

３.１企业层面的能力短板

一是规则认知存在偏差。从部分跨境电商平台与合规服务机构发布的合规提示及企业反馈看，相当数量的对欧出口中小企业对规则具体要求存在认知偏差。有的经营者认为维修责任仅由品牌生产者承担，贸易商无需负责；有的误认为规则覆盖所有已销售商品，对存量商品过度恐慌；还有的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欧盟执法不会覆盖到中小卖家，对合规风险重视不足。二是合规能力存在短板。合规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与人才投入。大型品牌企业有能力提前布局全球售后网络，并开展设计改造；为数众多的中小出口企业，既无力承担因维修产生的高额成本，又缺乏对接欧盟规则的技术能力。三是供应链协同不足。可维修性设计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配合密切相关，从零部件设计、模块标准化到维修流程统一，都需要整个供应链的协同。但目前我国相关行业的可维修性标准尚不统一，上下游企业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规合力，进一步推高了单个企业的合规成本。

３.２　制度层面的支撑不足

一是国内规则对接滞后。我国现行的商品“三包”规定主要聚焦于保修期内的质量责任，缺少对保修期外维修责任的强制要求，重点消费品的可维修性标准体系尚未建立，国内维修市场存在信息不透明、“小病大修”、设置不合理维修壁垒等问题^[12]，与欧盟规则差距明显。二是合规公共服务不足。目前，针对《指令》的官方合规指引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企业难以获取权威、准确的规则解读，中小微企业难以获得低成本的合规服务。同时，针对欧盟执法的海外维权渠道也不够畅通，企业遭遇不合理执法时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三是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在欧盟立法过程中，我国企业与行业协会参与度较低，未能充分表达国内产业及企业诉求，难以在规则制定中争取有利的制度环境。

４ 我国应对欧盟《指令》的路径与建议

应对《指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协同发力，既立足化解眼前的合规风险，更应着力以对接规则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制度改革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４.１　政府层面：加快规则对接，完善制度支撑

一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完善国内维修权制度体系。以《指令》为参照，结合《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确立的循环经济目标^[13]，加快修订我国商品“三包”规定，合理延伸生产者责任。加大国内维修市场监管力度，依法查处设置不合理维修壁垒等行为，规范维修市场秩序，为企业合规转型创造制度环境。

二是强化企业合规公共服务。建立跨部门的欧盟规则动态监测机制，持续跟踪成员国国内转化立法、执法案例与附件II扩围等最新动态，第一时间向企业发布预警信息；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官方合规操作指南，开展面向中小出口企业的免费合规培训，帮助企业准确理解规则要求；依托中欧经贸对话、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等渠道，就规则实施的过渡期安排、中小企业合规宽限期等问题进行谈判，为企业争取适应时间。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在多双边自贸协定谈判、WTO改革等场合，主动提出维修权、循环经济相关的中国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维修权规则；支持国内行业协会、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展的可维修性标准制定，推动国内优势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循环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４.２ 行业层面：发挥桥梁作用，强化行业协同

国内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作用。一是针对家电、消费电子、电动两轮车等受影响重点行业，组织开展专项合规调研，发布行业合规白皮书与操作指南，为企业提供可落地的合规方案。二是推动行业可维修性团体标准建设，引导上下游企业统一零部件标准与模块化设计规范，降低全行业的合规成本。三是探索建立行业共享的欧盟备件仓储与维修服务平台，为中小出口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公共后市场服务，缓解中小企业单独建网成本过高的问题。四是建立行业合规诉求反映渠道，由相关社会组织向欧盟监管机构反映诉求，妥善应对可能的贸易摩擦。

４.３ 企业层面：主动合规转型，培育长期竞争力

国内出口企业要将合规作为当前经营的首要任务，主动转型应对规则变化。一是立即开展合规自查，梳理对欧出口商品与附件II品类的对应关系。针对不合规的设计及时作出调整，依法指定欧盟授权代表，提前布局备件供应与维修服务网络。二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合规管理体系，将可维修性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售后全流程，从源头提升商品的可维修性。三是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从单纯的产品销售向“产品+服务”转型，积极发展维修、延保、以旧换新、翻新再制造等后市场业务，将外部合规压力转化为提升全生命周期竞争力的契机。

５ 结论

当前，《指令》进入适用阶段，标志着全球消费市场向全生命周期责任规则演进。从短期来看，受《指令》影响，我国对欧出口企业面临成本上涨、合规执法等压力，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突出；从长期来看，《指令》是全球循环经济转型的趋势性安排，将推动产业从“快速迭代、低价竞争”向“耐用优质、服务竞争”转型，客观上构成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动力。

对于我国而言，应对《指令》不能仅停留在被动合规层面，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完善国内维修权制度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在新一轮绿色贸易规则重构中争取主动，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推动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制度型开放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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