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能源汽车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于生产端和运行端,也体现在售后保障与后市场服务水平上。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其维修、更换与追溯水平直接关系车辆使用安全、消费者用车体验和产业责任落实。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信息溯源、事故报告和缺陷召回等制度,加快形成了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治理框架。与此同时,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动力电池售后维修更换需求呈上升之势,由此暴露出的问题也愈发突出,包括主体不够明确、车型绑定较强、重复申报较多、断供替代不畅、责任托底不足以及海外事故信息回流不及时等。上述堵点不仅容易推高维修成本并增加消费者负担,还会影响断供车型售后保障水平,制约新能源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本研究认为,动力电池更换治理的关键,在于围绕备案主体、替代标准、信息上报和联动核验等关键环节理顺责任链条,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追溯管理,提升协同处置能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治理水平跃上新台阶。
[关键词] 动力电池;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维修更换;信息追溯;售后保障
引言
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662.6万辆和1649万辆[1];截至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近一半[2],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大规模使用、大规模维保、逐步规模化退役”并行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动力电池问题也由制造端延伸至使用端、服务端和后市场端,成为全生命周期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已不仅仅是整车制造环节的高质量和销售规模的高增长,还须进一步延伸到售后保障、维修更换、责任追溯和回收利用等环节。尤其是动力电池,一旦进入衰减与更换退役阶段,其影响便不再局限于产品质量本身,还会涉及到消费者权益、售后服务、公共安全和国际合规等多个层面。这种变化,决定了动力电池后市场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治理中不可回避的关键。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加快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治理制度建设。2018年以来,我国已建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和溯源管理基础框架,推动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节点可控、责任可究”。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3],进一步提出“全渠道、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治理思路,将维修更换、换电运营、车辆报废、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等环节纳入统一管理,并要求建立全国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和“数字身份证”制度。与此同时,《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要求停产或停售车型原则上保障至少10年的配件供应和相应售后服务。而商务部等9部门于2023年印发的《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纳入完善消费环境、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政策框架。
但制度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关键接口已经打通。现实中,动力电池更换仍涉及整车一致性、维修资质、配件来源、责任划分、回收利用和跨境信息衔接等多个维度,任何一个环节边界不清,都可能导致责任悬空和风险累积。特别是在老旧车型断供、企业退出市场、技术快速迭代和海外事故敏感度上升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及时补齐电池更换与追溯机制,不仅会加重消费者维保负担、催生灰色维修,也会削弱我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风险处置能力和产业信誉。
1 我国动力电池维修、更换与追溯治理现状
1.1市场快速扩张推高售后与更换治理需求
图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与保有量变化
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将动力电池售后治理从个别纠纷推向系统性议题。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截至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4000万辆。近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与保有量变化见图1。对于任何一种耐用消费品而言,当保有量达到如此规模时,售后问题便由“增量市场附属问题”转变为“存量市场治理核心问题”。新能源汽车更是如此,因为其核心部件动力电池具备高压、高能量密度、热失控风险、寿命衰减和高价值属性,维修更换与退役管理都远比传统零部件更复杂。
更重要的是,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前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在今年发布的新规中指出,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据测算,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将超过100万吨。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已超过40万吨,同比增长32.9%,累计培育148家综合利用骨干企业,锂、钴、镍等金属回收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4]。这意味着动力电池后市场不再只是售后维修问题,而是要与资源循环利用、绿色低碳转型和再生资源产业体系深度耦合。
1.2 技术快速迭代与产业优胜劣汰,加剧产品更替和售后断裂风险
与传统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技术迭代速度更快、零部件体系更复杂、供应链重构更频繁。过去几年,动力电池在材料体系、成组方式、热管理架构和整车平台适配方面持续升级,整车产品也由“油改电”加快转向高度集成化的平台开发。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我国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续驶里程已接近500公里(2016年仅为190公里)[5],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持续提升,4C(理论上可在约15分钟内将电池从0充至100%的高倍率充电)以上快充技术加快普及。
技术快速进步一方面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安全性和使用便利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车型生命周期与零部件生命周期不匹配的问题。电池包结构、BMS(电池管理系统)通讯逻辑、接口标准、热管理方案和整车控制策略不断升级,使早期车型在进入维修更换阶段后更容易面临旧系统不兼容新方案、旧配件难以匹配新平台等现实约束。新能源汽车迭代越快,旧车型在售后端的适配和保障难度就越高,特别是动力电池这类高价值、高安全敏感部件,更容易在产品换代过程中形成维护断层。
产业竞争加剧也在放大这一风险。路透社援引艾睿博研究(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研究机构)指出,截至2025年,中国市场上有129个在售的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品牌;到2030年,预计仅有15个品牌能够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生存,且这15个品牌将占据约75%的市场份额[6]。这表明,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经进入高度竞争和加速淘汰阶段,品牌整合、企业退出和产能收缩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
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售后保障面临的挑战将更加突出。对于消费者而言,购车时承诺的长期服务能力可能因品牌萎缩或产品停更而被削弱;对于行业来说,前端技术快速升级而后端保障机制跟进不足,容易形成新产品不断推出、但老产品保障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在动力电池领域,更可能进一步演化为责任链条中断和售后服务失灵等问题。
1.3 制度体系逐步建立,但关键场景衔接仍不顺畅
从制度供给看,我国并非没有规则,而是现有规则在关键场景下仍存在“多头管理、环节分散、接口摩擦”的问题。2018年以来,我国围绕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和生产者延伸责任建立了基础制度框架。于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又进一步将维修更换、电池更换、报废、拆解、回收和综合利用全部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并明确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动力电池企业、换电服务企业以及维修企业按时报送相关信息。
这些制度的出台,表明监管层已经认识到了维修更换和信息报送的重要性,也在努力将售后端纳入全生命周期治理闭环。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几个突出矛盾。一是维修主体的能力与合规责任并不总是匹配,很多维修企业虽然能提供服务,却不一定具备承接高压动力电池更换和追溯管理的完整能力;二是整车、电池、维修等企业之间的信息接口不统一;三是对于老旧车型断供、新型号替代、跨品牌维修、海外信息回流等特殊场景,缺少可核验的规则支撑。
2 动力电池更换与追溯的三类突出堵点
2.1 车型绑定与一致性约束偏强,推高更换成本并强化以换代修
当前售后实践中,动力电池更换仍然高度依赖原厂同型号、同参数总成路径,可替代空间不足,导致维修成本长期偏高。《证券时报》援引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第18期零整比(零配件与整车价格比率)研究成果显示,在59款纯电新能源样本车型中,动力电池包单件零整比均值已达50.96%,其中10万元以下车型的电池包单件零整比均值高达64.49%,甚至有部分电池包价格接近整车售价的九成。单位能量电池包价格均值达到1604.92元/千瓦时[7]。这样的价格结构,决定了动力电池售后很容易从普通维修变成高成本争议。
问题的根源并不只是“电池本身贵”,而在于现行治理逻辑更偏向静态一致性和风险规避。对于高压动力电池这类关键部件,维修主体普遍担心替代件会引发一致性争议与质保争议等问题,因此宁可选择原厂总成整体更换,以换取合规上的确定性。其结果是,制度上的保守边界与市场中的高价路径互相强化,越缺少统一、可核验的替代标准,愈发容易将售后维修压缩为“只能换原厂整包”;越只能换整包,消费者、保险公司与维修机构之间的费用分歧就越大。
从消费者体验看,这种模式直接削弱了新能源汽车用车成本低的价值感知。消费者购车时看到的是电费低与保养简单,一旦进入电池维修更换阶段即可能面临一次维修即接近车辆残值的大额支出。对保险公司而言,动力电池维修的高不确定性又会放大理赔争议,进而影响费率、残值评估和事故车处理逻辑。对后市场而言,这种高价值部件与原厂强绑定的模式,将产生独立维修能力难以成长、配件流通难以多元化、维修价格难以市场化等现象,最终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后市场体系。
2.2 断供与“孤儿车”问题突出,售后真空催生灰色维修风险
在整车企业退出市场、产品停产或者关键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动力电池售后保障往往最先出问题。商务部2017年颁布实施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虽然要求停产或停售车型,原则上仍应保障至少10年的配件供应和相应售后服务,但现实中一旦企业停摆或破产重整,相关制度要求就很难真正落实到位。科技创投新媒体36氪2025年报道指出,遇困车企售后崩塌已使大约50万辆“孤儿车”处于保障不足状态[8]。当问题涉及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时,普通维修厂往往更加不敢介入,授权店也未必有能力或权限处理。广东东莞新能源公交电池故障案是这一问题的典型缩影。公开报道显示,东莞三家公交企业2018年采购的1196辆新能源公交,在质保期内发生大规模电池衰减问题,标称近400公里续航实际仅约140公里,其中938辆车停运,具体见图2。由于涉事车企已停产,致维修保养以至追偿无处落实[9]。
图 2 东莞公交公司已停运无法质保的电动公交车
更值得警惕的是,正规售后失效之后,市场很容易被非正规维修迅速填补。很多灰色维修并不完全出于恶意逐利,而是因为消费者“没有别的可选”。没有原厂件、没有授权维修,也没有责任托底主体,最后只能转向拆车件、报废件、翻新件,甚至私拆拼装服务。由于动力电池并不是普通机械零部件,它涉及高压电安全,也涉及热管理、绝缘防护和通讯控制等一整套复杂系统,维修过程中一旦缺少规范操作和完整留痕,就很容易埋下新的安全隐患,后续责任也几乎无法追溯。
上海司法机关公开案例显示,已有维修人员出于牟利目的私自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数据,对本因碰撞受损而被后台锁止的动力电池实施“解锁”,使其绕过原有安全保护机制重新上路[10]。而电池锁止本身是为了防止受损电池继续使用后引发短路或起火等事故。同时,第三方违规维修引发的起火案例也已出现。2025年6月,江苏南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维修站作业过程中冒烟起火,原因是维修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动力电池高压短路,进而引发电池起火[11]。因此,动力电池维修一旦脱离规范流程、专业资质和标准化操作要求,售后风险就可能迅速由维修质量问题升级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和公共安全风险。
2.3 海外后市场信息回流不足,跨境风险整改难以形成闭环
图 3 英国伦敦温布尔登电动公交失火事件现场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加快出海,后市场治理已不再局限于国内。海外市场通常具有更高的信息公开强度、更快的事故响应时限和更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2024年1月,英国伦敦温布尔登一辆电动双层公交起火后,具体见图3,运营方和伦敦交通部门迅速将相关线路的电动公交车队撤出运营并进行调查[12],体现出海外市场对于安全事件公开、快速处置的高敏感度。
韩国相关事件则进一步说明,海外后市场风险不只停留在事故处置层面,还会迅速延伸到信息披露、消费者知情权和反垄断执法上。2024年8月,韩国仁川某电动车火灾后,韩国政府和监管部门推动披露动力电池供应商信息,并对奔驰在销售电动车时是否就电池信息误导消费者展开调查。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称,韩国反垄断机构最终对梅德赛斯-奔驰德国总部及其韩国子公司开出112亿韩元罚单,理由是其在营销和销售资料中宣称部分车型使用宁德时代电池,却未充分披露其中部分车辆实际采用了孚能电池,涉及约3000辆汽车[13]。在海外市场,电池来源透明度已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合规治理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针对海外新能源汽车起火、热失控和重大安全故障的强制上报、信息共享及与国内平台联动机制仍有待强化。若海外事故信息不能及时回流国内,并与车型、批次、维修更换记录、召回和溯源信息平台打通。企业在海外面对监管问询时就容易陷入证据链不足的窘境,国内也难以及时完成同型号问题排查和整改验证。对于已经进入全球化竞争阶段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这种“出口在外、治理在内、信息割裂”的状态,正成为新的制度约束短板。
3 动力电池后市场不是发展累赘,而是巨大商机
3.1 动力电池后市场具显著商业价值
动力电池后市场并非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张后的“配套负担”,而是正在形成的重要增量市场。从市场基础看,动力电池后市场已具备形成规模效应的现实条件。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397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2]。如此庞大的在用车辆基数,决定了动力电池检测、维修、更换、评估、残值管理和回收利用需求将持续释放,它不再只是零散的售后补充业务,而将逐步演变为伴随车辆全生命周期展开的存量服务市场。
从可量化的商业价值看,仅退役回收和综合利用这一端,市场空间就已相当可观。市场监管总局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国内动力电池回收量已突破30万吨,对应市场规模超过480亿元[14]。预计到2030年,国内回收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15]。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同比增长超30%。有关测算显示,到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将超过100万吨[16]。
上述关于动力电池回收市场的分析和规模统计,主要对应的还只是退役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环节,并未完全覆盖动力电池检测诊断、局部维修和梯次利用等更广义的后市场服务。完善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将不仅有助于提升维修成本透明度和车辆残值稳定性,也意味着品牌服务延伸、资源循环收益提升和长期经营空间的拓展,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价值板块。
3.2 后市场高质量运营经验可反哺产业技术迭代
后市场的价值,不只是带来维修和服务收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反过来推动制造端和技术端持续改进。动力电池进入真实使用环境后,往往会暴露出实验室阶段难以完全覆盖的问题。如不同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用户不同的充放电习惯,以及运营车辆和私人乘用车不同的使用强度等,这些差异都会影响电池的衰减速度和失效表现。对企业来说,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一线信息,恰恰是改进产品设计、优化安全冗余和提升系统可靠性最有价值的依据。如果这些问题能够通过规范检测、维修、更换和追溯机制及时记录下来,并且顺畅回流到制造端,就能帮助企业更早发现产品短板,更快定位共性问题,也更准确地判断哪些设计需要优化、哪些环节需要加强。这样一来,后市场就不再只是问题暴露的末端,而会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信息来源。
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并将维修更换、换电、报废、回收等环节纳入统一平台管理,实际上就是要将后市场从过去的信息盲区,逐步转变为可以持续反馈数据的信息源。如果一块动力电池从生产编码、整车装配、销售上牌到维修更换,都能够形成完整的信息链条,那么企业不仅能更快完成缺陷分析和批次排查,也能更全面地掌握产品在真实世界中的全寿命表现,进而推动研发从实验室验证走向全生命周期验证。
4 堵点背景分析
4.1 备案主体不清,导致责任悬空
动力电池更换并非单一维修行为,而是涉及整车、电池、维修、回收企业等多主体协同的责任行为。如果备案仍高度依附整车企业逐单参与,那么一旦车企退出市场、服务网络萎缩或跨区域售后能力不足,责任链条就会断裂;如果完全转交维修端,则又可能出现技术、责任承担和信息报送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不是“谁都能备案”,而在于缺少一套清晰的责任安排,即让真正有能力的主体来承接责任与后果。东莞公交电池故障案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是因为其暴露出销售主体、制造主体、电池供应主体和实际维修责任之间的分离。当问题发生后,公交运营企业面对的不是单一质量争议,而是责任链条能否穿透、赔偿主体能否履约、后续维保由谁接续等一整套问题。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这种责任穿透难度更大,一旦原品牌消失,维权成本往往高于车辆本身剩余价值。
4.2 替代判定标准不统一,导致合规不确定性高
在老旧车型断供、新型号替代和跨品牌维修场景中,市场真正缺的往往不是替代件,而是什么样的替代才算合规。目前的问题是,适配边界不够清楚。维修企业很难证明替代件是否真的满足安全要求,监管部门也很难高效审查,最后市场只能退回到最保守、也最昂贵的原厂整包更换路径。
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独立后市场的发展,导致维修企业不敢做局部维修和标准化替代、保险公司拿不准理赔到底合不合理、消费者看到非原厂方案也不放心。
其结果是,有些替代路径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也更划算,却因为规则不清迟迟推广不开。时间一长,售后市场就容易被挤压到两个极端,要么是高价原厂方案,要么是高风险灰色维修,中间反而缺少真正规范、可靠、可复制的选择。
4.3 国内外信息传导链条割裂,削弱全生命周期治理能力
当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回收、溯源、召回和事故调查方面已建立起一定基础,但海外信息回流、维修更换记录和国内追溯平台之间尚未形成足够强的耦合机制。如此,动力电池虽然在国内生产并编码,但一旦在海外发生事故,其信息可能仍停留在当地监管、媒体披露或企业内部处理层面,难以及时进入国内批次研判和风险复盘体系。韩国有关奔驰电池供应商信息披露的调查和处罚,实际上给我国企业起了警示作用,即今后的竞争,不只是产品性能的竞争,还包括电池来源透明度、售后信息留痕能力、跨境事故响应效率和证据链完备度等。若国内外信息链条无法打通,那么企业在海外风险处置时就会缺少足够支撑,国内监管部门也难以及时完成联动判断。
5 动力电池更换与追溯堵点治理路径
5.1 明确更换备案主体,形成责任承接与过程留痕机制
打通动力电池更换堵点,首先应当解决“由谁负责、由谁承接、由谁留痕”的问题,推动形成“谁具备能力、谁依法承接、谁全过程留痕”的责任机制。其核心不是放松责任,而是将责任落实到真正能够履责的主体上。凡具备高压维修、质量追溯、回收处置和技术适配能力的市场主体,都应能够在统一规则下承担动力电池维修更换等职责。此举既有助于缓解原车企退出后的售后真空,也有助于将责任由“名义归属”转变为“能力归属”。
5.2 优化备案核验方式,推动材料清单化与流程简化
动力电池售后更换与整车生产准入并不完全相同,其监管重点也不应简单沿用整车公告的静态申报逻辑。更合理的做法,是将监管重点从重复申报转到关键材料核验上来。哪些材料真正关系到安全,哪些材料决定适配是否可靠,哪些材料能够支撑追溯闭环,就重点核验这些内容。比如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适配测试结果是否充分、是否接入编码追溯,以及维修过程有没有完整记录、责任承诺是否清楚,这些都可以纳入清单化管理。此外,可通过电子化留痕、平台比对和年检联动等方式提高核验效率。这样既能守住安全底线,也能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摩擦,让售后响应更快。
5.3 建立断供替代标准,推动替代维修规范化
随着老旧车型断供增多,再加上技术更新迭代加速,动力电池售后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只能原厂、只能同型号”这一条路上,应尽快形成一套以安全等级和关键技术参数为核心的替代规则。规则的重点是讲清楚边界,比如要明确新电池在电压、电流、热管理等关键参数上能否匹配原车,能否与车辆控制系统稳定联动,安装尺寸、固定方式和接口连接是否一致,绝缘、防漏电以及高压安全保护是否达到要求。只有把“能不能替代”从靠经验、靠感觉,变成有标准、可检验的技术判断,灰色维修和拼装翻新的空间才会被真正压缩。
5.4 完善海外信息回流机制,推动跨境风险联动处置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持续出海,动力电池后市场治理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动力电池追溯治理应当进一步从国内闭环走向国内外联动闭环,对发生的海外起火、热失控、强制召回和重大监管调查等事件,应逐步形成标准化信息报送和共享机制,将车辆信息、电池型号与批次、维修更换历史和后续处置等情况纳入统一的信息要素体系,并与国内溯源平台、事故管理和召回机制有效衔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动力电池安全保障与追溯从国内管理工具提升为支撑国际化经营的重要基础能力。
6 结论与展望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今天,竞争已不只体现在整车销量、续航能力和技术参数上,而是越来越体现在产品走向大规模使用之后,能否经得起长期运行、售后维修和责任追溯的考验上。特别是动力电池,既是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价值部件,也是最容易将制造端、服务端和治理端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关键环节。谁能管好动力电池后市场,谁才能真正把前端制造优势转化为长期竞争力。反过来,如果售后保障、维修更换和追溯体系长期薄弱,那么前端积累起来的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也可能在后市场阶段被不断消耗。
从这个意义上看,动力电池更换与追溯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单纯的维修管理问题,也不只是个别消费者维权问题,而是新能源汽车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补上的制度短板。当前行业面临的很多矛盾,无论是维修成本偏高、断供车型保障不足、灰色维修滋生,还是海外事故处置被动,表面上看分散在不同环节,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动力电池还没有真正形成覆盖生产、使用、维修、更换、回收和跨境流转的完整治理闭环。也正因为如此,后市场不应再被看作产业链末端的附属环节,而应被视为决定行业能否走稳、走远的重要基础能力。
展望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走向质量领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动力电池治理要从分段管理走向全过程管理、从国内治理走向国内外协同治理、从被动处置问题走向主动识别风险。未来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更细的规则,而是一套更顺畅、更稳定、也更能经受大规模市场检验的运行机制。只有当责任能够接得住、替代能够判得清、信息能够回得来、风险能够控得住,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治理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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